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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個現(xiàn)炒家常菜，真的好難對于在城市生活的年輕人來說，午餐成為每天要解決的一大難題。有食堂的人，在社交媒體曬出便宜飯菜，引來一眾艷羨的目光；沒食堂的人，只能在上午11點抬起頭來和辦公室同事互相交換眼神，雖然看上去什么話也沒說，但每一次視線交匯都等同一句密語——中午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是當代打工人難回答的問題之一。在我眼中，它的難度僅次于“老板什么時候下班”和“誰拿走了我桌上的筆”。它們都很微小，看上去沒那么重要，卻因為日復一日地出現(xiàn)，而對打工生活的幸福感產(chǎn)生極大的影響。問題之所以在11點被提出，是因為45分鐘是大部分外賣選項的標準配送時效。猶豫10分鐘，點餐5分鐘，訂單需要在11點15分被，才能在12點前準時到達，不至于浪費珍貴的午休時間。
沒有什么比活著更快樂，也沒有什么比活著更艱辛。2024年1月1日，元旦。人們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喜悅之中。而對于安徽一位59歲外賣大叔來說，元旦卻成了他生命中后一個寒冷的冬夜。他姓寧，周圍人習慣親切地稱呼他為“寧大叔”。此前他在川建筑行業(yè)打拼多年，因年齡大，不得不另尋出路。寧大叔通過朋友的介紹，不遠千里從川老家來到安徽，找了一份外賣員的工作。沒想到這份工作剛做了半年，就出現(xiàn)了意外。
名古屋市中心 圖片：CFP另外，東京的“自行車送餐不超過公里”原則似乎在名古屋不起作用。陸昕表示，名古屋市本身不大——不像東京那樣可以分區(qū)，從而保證外賣員基本待在同一個區(qū)，在這里送外賣幾乎得全市跑。她曾經(jīng)拿到過好幾次公里開外的訂單，有一次甚至從市中心接單，一路往南十多公里，送到靠海的港口附近?！拔夷谴问峭砩辖拥膯危T到一半才意識到自己怎么騎了這么遠，但也沒法要求取消訂單了，只好硬著頭送過去。”陸昕說，“送到后已經(jīng)7點多了，天全黑了，我自己也懵了，坐在路邊想要怎么回家。騎車回去需要將近一個小時，繼續(xù)接單的話指不定要去更遠的地方。而且日本很多小路晚上都不開燈，我一個人也害怕遇到變態(tài)。于是我就給住在附近的朋友打，問能不能開車送我回去，結果人家沒空?！?/p>
和于傲思的經(jīng)歷類似，陸昕找到了Uber eats在名古屋的辦公點，用自己的自行車成為外賣員，并簽了一份保證書，上面寫著“不違反交通規(guī)則”的保證和Uber eats的緊急客服。但很快，陸昕發(fā)現(xiàn)了這份工作的“不自由”之處：取餐成功后，app會在谷歌地圖上導航去往送餐地的路線，但這份導航往往并不靠譜。
和于傲思、陸昕的經(jīng)歷類似，波雷和Uber eats簽下一份電子合同，他將其形容為“自己雇傭自己”：“我和Uber eats不是雇傭關系，更像是平等的關系，Uber eats提供平臺，幫我餐廳和客人，我是自己給自己工作。”在波雷看來，每一單的加成（即因餐廳、天氣、客人地址不明等非外賣員因素導致的收入溢價）已經(jīng)能讓他賺不少錢了：“Uber eats溢價還是很多的。有時候你到餐廳等了很久，或是路上騎了很久還沒到都會給你加錢。晚高峰的時候一單會溢價100日元左右，惡劣天氣和節(jié)假日也有。”波雷告訴液態(tài)青年，他多的一次在下雨天一單多了300日元。雖然已經(jīng)做了兩年外賣員，但波雷的送餐次數(shù)并不多：“我是心血來潮會去送，有時候可能會一周送兩天、天，有時候一個月可能只做一次。認真做的話，時薪大概在1600日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