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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實施受到限制，這次工程仍舊在客觀上對促進西京洛陽的漕運交通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不僅漕河得以浚修，西京羅門也因此得以修葺一新，洛陽運河段于這一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復了昔日的風采，出現(xiàn)了百舸爭流、萬船競發(fā)的繁忙景象。洛陽段漕運的繁榮，不僅促進了西京洛陽經濟文化的發(fā)展，還推動了南北物質和文化的交流。而這一時期運河洛陽段的繁盛，我們能夠在北宋文人士大夫的文集中找到相關的記錄：萬艘潭匯嘉猷里，分洛疏伊盡北馳。遠引駛風通越貨，肇營勝跡在唐詩。（文彥博：《文潞公文集》）
這個歷史岔口，再次體現(xiàn)了中國和西方從族群觀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邏輯為關鍵。中國與羅馬的命運，因公元89年燕然山的一場戰(zhàn)役而改變。經此一戰(zhàn)，北匈奴西遷歐洲，成為后來日耳曼各部落侵入羅馬疆界的重要推手1；南匈奴南下中原，開啟了胡入華的先聲。2017年，中蒙考古學家發(fā)現(xiàn)了班固為漢朝擊敗匈奴而作的《燕然山銘》。有大漢情結之人常因“燕然勒碑”而歡呼“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但真實歷史是，南匈奴單于首先偵測到北匈奴的內部動亂，主動向漢朝建議出兵2。竇憲率領的4.6萬騎兵里，3萬是南匈奴人，剩下的1.6萬中還有一半是羌人3?？梢哉f，是漢朝率領南向中原的游牧族群共同迫使北匈奴西遷的。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漢人儒生李安世。提出長制改革的，是漢人官僚李沖。通過均田制，北魏獲得了充足的編戶、賦役與兵源；通過長制，北魏結束封建式統(tǒng)治，重建了基層政權；通過官僚制，北魏恢復中央集權行政體系。比起“著漢衣”、“改禮儀”這些形式，這更是“漢制”的靈魂。在西晉滅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數(shù)民族王朝手里重新恢復了“漢制”。誠如錢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國，逮長、均田制行，則政體上逐漸從氏族封建變?yōu)榭たh一統(tǒng)，而胡、漢勢力亦因此逐漸倒轉”15。短短30年內，北魏的人口數(shù)量與軍隊數(shù)量迅速超過了南朝。公元520年，北魏人口近3500萬，是西晉太康年間的翻倍16。漢人農民大量加入北魏軍隊，打破了從前“鮮卑作戰(zhàn)、漢人種田”的分野。
當北魏繼承“漢制”的時候，東晉和南朝的“漢制”卻走向僵化。起于東漢的察舉制，產生了世公的經學門閥與盤根錯節(jié)的官僚豪族，轉到魏晉就發(fā)展為門閥政治。由于東晉政權的建立是靠世族支持，于是出現(xiàn)“王與馬，共天下”的場景。到東晉南朝時還產生了一個奇觀，雖然北方千萬流民南渡，雖然江南經濟依然繁榮，但“自孫吳至陳亡的個王朝，在長達300年的時間內，江南戶籍上的戶口幾乎沒有増長”17。因為這些人民都投奔了世族大戶成了“私屬”，沒在官府登記，朝廷一方面不掌握人口數(shù)字，一方面失去了更多稅賦。門閥政治倡導清談，產生了優(yōu)雅的魏晉風度和思辨，社會衰頹與藝術高峰同時發(fā)生。
“漢化”不是“被漢人同化”的意思。西漢初期，沒有“漢人”，只有“國之人”。司馬遷寫《史記》時還用國之人來描繪方人民的不同性情。自漢武帝之后，“漢人”變成了“漢王朝子民”的自稱。因為漢武帝將秦國的法家制度、魯國的儒家思想、齊國的黃老之術與管子經濟、楚國的文化藝術、韓魏的縱橫刑名、燕趙的制度融為一體，形成了“大一統(tǒng)漢制”。從此，認同這種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漢人”?？梢哉f，“漢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構“國族”的早實踐。這套制度雖由秦漢創(chuàng)造，卻不再專屬于中華世界，成為了東亞古典文明遺產。漢字也不僅是“漢族的文字”，而是東亞古典文明的重要載體。因為建構大一統(tǒng)的經驗教訓都記載于漢文律典與史籍中，不學習就無法重建前行。胡主動漢化，并非忘記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擁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設超大規(guī)模政治體的雄心。